“澳洲正在泰坦尼克号般驶向冰山，而政客们仍在甲板上狂欢。” 这句比喻或许听起来耸人听闻，但从最近的经济数据来看，并非危言耸听。澳大利亚目前正面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膨胀、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对资源依赖过重等一系列结构性难题。在纸醉金迷的政坛狂欢背后，隐伏着私人信贷市场的暗礁和影子银行的雷区。如果我们借用投资家瑞·达利欧（Ray Dalio）提出的“大债务周期”理论来审视当下的澳洲经济，会发现许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澳洲，会否重蹈那些债务危机国家的覆辙？

政府支出失控：福利盛宴后的账单

首先聚焦财政支出。新冠疫情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开闸放水，大手笔刺激经济，结果是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飙至史上最高水平。据澳大利亚工业集团的分析，2024年第三季度公共部门最终需求已占GDP的28.0%，为自198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开销正扮演“救世主”，勉强拖拽着整体GDP不至于陷入负增长。

然而，“寅吃卯粮”终非长久之计——政府财政如此膨胀，无异于在办一场奢华的福利盛宴，但盛宴过后终须买单。横向对比其他高福利国家，澳大利亚的政府支出水平也在快速靠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指出，澳大利亚广义政府支出约占GDP的38%，虽然仍低于英国（约44%）或法国（接近58%）等传统高福利国家，但已显著高于澳洲过去的历史水平​。

换句话说，澳洲正在以罕见的速度向“大政府”模式倾斜。当下联邦政府几乎涉足经济的各个角落，从大规模基建到全民福利无所不包。然而值得警惕的是，正如经济学家威洛克斯所言，一个过度依赖政府支出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政府开支狂飙带来的短期繁荣，可能埋下长期的隐患：财政负担沉重、效率低下，以及民间部门活力被挤压。

经济增长乏力：生产率停滞与制造业凋零

表面上的GDP增长掩盖不了深层的疲软。尽管政府砸下重金刺激，澳大利亚经济却呈现出增长动能不足的困境。劳动生产率近年来几乎停滞不前——2024年9月年度劳动生产率甚至下降0.7%，仍比疫情前低1.6%​。换言之，我们投入了更多劳动和资本，却没有产生相应增量的产出。经济学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停滞，意味着创新和效率提升陷入瓶颈，这无疑对长期增长前景是个不祥之兆。

澳大利亚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79–2023）。蓝色曲线显示制造业比重从1970年代末约14%持续滑落至不足6%​。制造业的没落凸显出澳洲经济结构日趋失衡，对矿业和服务业的依赖愈发严重。曾几何时，澳大利亚拥有颇具规模的制造业基地。但过去40年里，澳洲制造业的存在感急剧衰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自1970年代末以来下降了近三分之二​。如今制造业仅占GDP约5%出头，比重为整个OECD国家中最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矿业占GDP比重反而翻倍​。

澳大利亚仿佛把制造业“外包”给了中国等国，自己则坐享矿产红利。短期看，卖资源赚快钱似乎不错，但长远看，一个去工业化的经济往往缺乏多元支撑，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脆弱不堪。更令人担忧的是企业创新活力的不足。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的研发投入强度竟在过去十多年里不断下滑。根据澳洲工业集团的研究，澳大利亚是自2008年以来唯一研发强度下降的主要OECD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率从2008年的2.2%降至近期的1.7%，国际排名从第12位滑落至第19位​。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创新的投入都未能跟上时代步伐。这直接导致澳洲在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领域竞争力不足，过于依赖传统资源和地产驱动经济。一言以蔽之，当矿业繁荣退潮、楼市降温时，澳大利亚缺乏下一个增长引擎的风险将暴露无遗。

债务膨胀的警钟：联邦与州财政危机

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的激增，正在为澳大利亚经济拉响警钟。联邦政府虽在2022-23财年意外获得矿业繁荣带来的短暂盈余，但很快又重返赤字轨道。最新的中期财政展望显示，2024-25财年联邦预算赤字预计达269亿澳元，未来连续多年均将入不敷出，直到2034-35财年才有望恢复平衡​。换句话说，澳洲未来十年将持续举债度日，没有任何盈余缓冲。更不妙的是，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根据财政部预测，澳大利亚联邦毛债务将从2024-25年的GDP占比34%攀升至2027年的36.7%，创下现代史高点，然后虽略有回落但在2030年代中仍将高企​。相比欧美一些债台高筑的国家，这一债务水平或许看似温和，但对于曾经崇尚低债务的澳洲而言，却是历史性负担的飞跃。更大的隐患在于州政府的债务狂奔。

过去几年，各州举债进行基建和支出毫不手软，被戏称为“没有上限的信用卡”。与欧洲许多国家对地方政府借债设限不同，澳大利亚各州几乎没有硬性债务上限​。评级机构惠誉的分析指出，澳大利亚州政府总债务已从2018-19年约占GDP的7%飙升到2024年的15%以上，预计到2028年将逼近GDP的20%​。标准普尔更警告，按目前轨迹，各州总债务到2028年可能达到8000亿澳元，是疫情前的三倍​！如此迅猛的地方债增长已引发对澳洲AAA主权信用评级的担忧​。尤其是重灾区维多利亚州因封锁期间大举借债，信用评级已被连降两级至AA，背上全国最沉重的债务包袱​。联邦政府即便想控制总体债务水平，也无奈各州早已把未来税收提前透支。两级政府债台高筑的“双响炮”意味着整个公共部门正步入债务危机的雷区，一旦利率上升或融资环境恶化，澳洲版的“欧债危机”并非天方夜谭。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的利率环境正在迅速提高持债成本。过去十年澳洲享受了超低利率红利，政府举债几乎无需顾忌利息负担。而如今，通胀高企迫使利率攀升，偿债压力如滚滚巨浪扑来。财政部估计，光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五年内就将累计高达1120亿澳元，相当于每天烧掉6000万澳元来付息​。纳税人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有数千万澳元的利息从国库流出——这一数额已超过政府每日在托儿、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如此庞大的利息支出无疑会挤占公共服务资金，让本就紧绷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福利负担沉重：骑虎难下的改革困局

在政府预算中，社会福利开支是一项既庞大又不断膨胀的支出。澳大利亚一向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著称，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政策扩张，这套福利制度正变得越来越沉重且难以为继。早在2012年，就有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领取某种形式的政府收入支持，当年相关支出超过700亿澳元​。时任社会服务部长凯文·安德鲁斯直言不讳地称如此规模的福利水平是“不可持续”和“无休止增长”的​。

十年过去了，福利开支不降反增：养老金、失业金、育儿补贴等传统项目持续增长，更大的“黑洞”则来自新增的全国残障保险计划（NDIS）等项目。政府最新预测显示，NDIS年度支出将从2024年的443亿澳元暴涨至2030年的900亿澳元以上​。短短几年内翻一番的开支曲线，让人不禁怀疑福利体系这辆车是否正失控下坡。问题在于，政客们对改革如同投鼠忌器。谁都明白，福利支出这样野蛮生长下去，财政终将不堪重负。

然而，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鲜有人敢碰触福利制度的奶酪。增加福利容易，削减福利却难于上青天——选民的期待和利益相关群体的压力，让任何试图紧缩福利的举措都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于是，我们看到政策上形成一种僵局：即便财政被压得喘不过气，政客们仍倾向于拖字诀，把问题留给下一任。养老金改革、退休金税惠削减、提高福利发放门槛等议题，每逢选举便无人提及。结果，福利支出只增不减，公共债务越滚越大，留下一个“明日复明日”的死循环。但“免费午餐”终会有吃完的那一刻。当婴儿潮一代纷纷退休、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福利账单只会更加惊人。

这不仅是财政问题，更是道德抉择：继续大水漫灌式的福利政策，无异于向后代转嫁债务；而任何延迟改革的动作，都在让危机进一步积累。长期而言，一个不愿自我瘦身的高福利国家，终将被迫节食——要么是被市场强制（如债务危机时被迫砍支出），要么是在通胀中被动削减福利实际价值。这种两难困境，正是当今澳洲政坛必须直面的挑战。

私人信贷的暗雷：影子银行与房地产泡沫

如果说公共部门在明处举债，私人部门则在暗处埋雷。澳大利亚的家庭和私人部门债务之高，全球少有，其金融体系背后还潜藏着庞大的影子银行影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经合组织的数据，澳洲家庭债务已飙升至可支配收入的2倍以上，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瑞士，位居第二​。以GDP占比看，澳大利亚家庭债务相当于全国GDP的119%​，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简单来说，澳洲人的消费和房贷几乎是“寅吃卯粮”，靠着信贷大肆透支未来。房价与收入比更是创下新高——全国房价中位数已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8.5倍​。这么高的杠杆和房价，让不少人担心澳洲是否在重走美国次贷危机前的老路。

澳大利亚房价与家庭债务之比走势（1990–2024）。红线为全国住房价格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蓝线为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可见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两者齐头并进节节攀升，均已达历史峰值​。高房价和高负债意味着澳洲金融体系对任何利率上升或房市下跌都异常敏感。更令人忧心的是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随着监管银行对放贷标准收紧，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私人信贷基金乘虚而入，向高风险借款人放贷或从事复杂的信贷产品交易。这类影子银行游离于传统监管之外，却承担着与银行类似的风险——期限错配、高杠杆、缺乏透明度。如果经济环境剧变，它们可能成为首先爆雷的薄弱环节。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近日就警告称，在私人信贷领域**“未来一定会出现产品违约和失败”，因为这些资产从未经过经济严重衰退的考验​。事实上，澳洲私人信贷基金的规模十年间增长了240%​。大量散户资金透过各种投资工具涌入这块看似高收益的领域，却浑然不觉其中的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一旦房地产市场下行或企业违约增加，这些影子银行和私人信贷产品可能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踩踏**。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同样对家庭部门的脆弱性保持警惕。一份声明指出，澳洲家庭债务水平无论相对自身历史还是国际同行，都处于高位，这在经济下行情景下将成为主要脆弱点​。

换句话说，如果失业率上升、房价下跌或利率骤升，高企的家庭债务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借款人违约增加，银行坏账攀升，信贷市场信心崩塌。虽然澳洲四大银行资本充足且监管严格，但金融危机往往源于人们想不到的角落。别忘了，2008年美国雷曼倒闭前，华尔街也坚信“大而不倒”。我们无法排除在极端情况下，澳洲的影子银行或非银机构出现“雷曼时刻”（Lehman Moment）的可能——某个大型机构或基金的突然崩盘，造成市场流动性冻结和恐慌蔓延。特别是澳洲金融体系对房地产的高度集中暴露，一旦房市泡沫破裂，风险将通过各种明渠暗道传导，考验整个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澳联储进退维谷：高通胀下的两难抉择

面对上述种种风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央行）如今可谓进退两难。一方面，通胀率仍显著高于2-3%的目标区间，生活成本飙升正侵蚀民众购买力；另一方面，加息抑制通胀的传统药方却可能加重债务负担，将经济推入衰退深渊。目前澳洲通胀率虽较高峰有所回落，但依然“黏着”在约5%的高位，而GDP增长已明显放缓甚至在人均意义上停滞不前​。RBA自2022年以来大幅提高现金利率，从历史超低的0.1%上调到4%上方，试图给过热的物价降温。然而，高通胀与弱增长这对“滞胀”组合，让央行决策如履薄冰​。

澳联储的两难在于：若继续升息以遏制通胀，可能刺破债务泡沫。前文提及，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都背负前所未有的债务。当利率上升，每提高1个百分点，政府就要额外拿出数十亿澳元付息，成千上万房奴要承担更高月供。如今利率已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许多澳洲家庭正感受到还贷压力剧增的痛苦。大量在疫情期间贷款买房的人，当初拿到的是2%上下的超低固定利率，如今转回浮动利率一下子飙到6%，月供增加数百上千澳元​。

据估计，四大银行约有2700亿澳元的固定利率房贷将在2023-2024年到期并面临利率重定​。如此剧烈的利率冲击，让许多原本捉襟见肘的家庭更是难以为继。金融监管机构收到的房贷困难申诉已同比激增，2023-24年澳洲金融投诉局受理的财务困难投诉中，约三分之一涉及住房贷款​。

央行每加一次息，都如同在脆弱的债务堆上再添一根稻草。反之，若央行暂停甚至降低利率，以缓解债务压力和支撑经济，又恐怕会放任通胀成为常态。上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教训表明，一旦通胀预期根深蒂固，货币当局再想压下通胀将付出更大代价。

澳联储深知这一点，所以在2024年仍坚持相对紧缩的立场。然而，眼下澳洲经济增速仅徘徊在1%左右，而通胀却高于5%，这使得政策组合非常尴尬——继续紧缩怕把债务多米诺推倒，不紧缩又怕重演通胀失控。可以说，RBA正面临典型的“两难困境”：无论选哪条路都有风险。正如麦格理集团的一份报告指出的，澳大利亚经济正受到“高利率+高人口增长”的双重冲击，增长濒临停滞而通胀依然粘性难下，这给央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困局中，央行稍有不慎，就可能误判形势，酿成政策失误。

结语：大债务周期的幽影

回顾历史，大到帝国小到国家，无不经历盛衰兴亡的周期律。瑞·达利欧提出的“大债务周期”理论提示我们：当一个经济体长期累积债务而缺乏相应生产力增进时，最终将走到杠杆极限，不得不经历痛苦的出清。

出清的方式无非两种：要么通胀稀释债务，要么违约重组债务，当然也可能两者兼有。但无论哪种，都伴随着剧烈的经济阵痛和社会阵痛。达利欧研究了过去百年多次债务危机的共性，发现当信用繁荣到达顶点时，往往会出现一种错觉：人们相信高债务也能永久维持、相信这次“不一样”。可事实一再证明，高筑的债务终要付账，高涨的泡沫终将破裂。当年美国次贷泡沫破灭，引发全球金融海啸；更早之前，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崩溃后的“失落十年”。历史的教训轮番上演，只是换了舞台和演员。

今天的澳大利亚，或许正站在这样一个周期的尾声。财政赤字、公共债务、私人负债，这三座大山正在同步升高，而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却步履蹒跚。政府、企业、家庭三大部门均透支于信用膨胀，如同狂欢派对后的宿醉迟早会来。达利欧的理论警示我们，当债务周期步入后期，风险往往呈非线性上升，任何轻微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在这种阶段，决策者更应当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客对结构性改革的回避，对地产泡沫的默许，以及对债务问题的遮掩。当然，澳洲并非注定沉没的泰坦尼克。危机尚未真正降临，改变依然来得及。理性的选择是及时刹车：控制财政支出增长，寻求提高税收收入的途径来缩小赤字；推进结构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振制造业和创新部门；加强金融监管，对影子银行和高风险信贷加强透明度和压力测试；同时，央行和政府密切协作，在稳定物价的同时保障金融稳定。如果能够有序地去杠杆、调结构，或许澳洲可以实现达利欧所谓“漂亮的去杠杆”（beautiful deleverage），即通过适度紧缩和改革，在不引发全面崩盘的情况下逐步降低债务水平。

然而，倘若当政者继续沉醉于眼前的歌舞升平，忽视冰山逼近的警告，那么等待澳大利亚的可能是一场“丑陋的去杠杆”——剧烈的经济下滑、资产泡沫破灭和债务重组的痛楚。当音乐停止，资本疯狂撤离时，我们才会领悟到风险早已潜伏多年。此刻的澳大利亚，正处在命运转折的关头。希望决策者们能听见警钟长鸣，别让明天的历史书，将2020年代的澳洲列为又一个典型的大债务危机案例。否则，“泰坦尼克”撞上冰山的一幕，或将在南太平洋重演——到那时，再多的追悔都将于事无补。让我们拭目以待，也希望以讨论和监督促使改变，在危机爆发前扳转舵轮，为澳洲的未来留下一线生机。